（二）宋代检查勘验制度在本案的运作
宋代证据制度中，发展程度最高、最引人注目的是现场检查勘验制度。尤其是发生杀伤案件情况下，地邻和地保有义务向州县官府报检，检验必须作笔录，法定的检验笔录有验状、检验格目和检验正背人形图三种形式。因此阳谷县知县受理案件后“唤忤作、委吏各一员，把这一干人押到紫石街，检验妇人身尸；狮子桥下酒楼前，检验了西门庆身尸，明白填写尸单格目。”因武松杀人后主动投案自首，因此本案并没有出现当地地邻和地保报检的法定环节。
（三）宋代刑罚制度在本案中的运作
在上文提到的判词中涉及具有宋代特色的两种刑罚制度。一是王婆所受的刑罚——凌迟刑。凌迟俗称“千刀万剐”，《宋史•
刑法志》记载：“凌迟者，先断其肢体，乃抉其吭，当时之极法也。”就是以利刃零割碎剐肌肤，残害肢体，再割喉管，使受刑人在极端痛苦中慢慢死去的一种刑罚，是古代最残忍的死刑执行方法。凌迟之刑初现于五代，宋仁宗首开凌迟刑的先例，南宋《庆元条法事类》将凌迟刑确立为法定刑，直至清末沈家本修律时才彻底废除此酷刑。这种刑罚一般适用于封建社会“三谋一恶”的严重罪行，因为“凌迟刑毁弃了犯罪人当下的和未来的生命——不仅剥夺了被刑者的生命，而且也使被刑者的灵魂不再有居所。”【4】(P48)王婆是本案的罪魁祸首，她先是为潘金莲和西门庆勾搭成奸创造便利条件，后是教唆指使潘金莲下砒霜谋杀亲夫武大，触犯的罪名是“十恶”中的“恶逆”。在毒杀武大郎的共同犯罪中，“造意者为主”，王婆身为教唆犯，从重惩罚，罪不可赦，凌迟处死自在情理之中了。二是武松所遭受的刑罚——刺配刑。刺配刑是宋太祖为了弥补“折杖法”的缺陷 而创设的一种集墨面、配役、杖身三刑于一身的一种残酷的刑罚 ，一开始是作为宽恕死罪之刑适用的，后来随着社会动荡不安，此刑被广泛地适用，被后人戏成“六刑”（法定封建五刑：笞、杖、徒、流、死）。武松因报兄仇，私自诛杀潘金莲，斗杀西门庆，两条人命在身，虽有官方为其罪责开脱和本人投案自首情节，还是被判处刺配刑，发配孟州服役。
（四）司法制度运作中法官追求“执法原情”的价值目标，执法以求平民愤、顺人情为原则
在中国古代社会，一个成熟而合格的法官，并不是严格按照条文进行三段论式的逻辑演绎的工匠型法官，而是能够适当地突破官方法律的规定做出一些实质上合理的判决。这就要求一个成功的法官就不仅要详究官方法律的文义，通读例案；更要旁通经史，以探询法律背后涵养它的精神之源，还必须了解地方上的风土人情。本案的最初受理者——阳谷县知县，虽说收了西门庆的贿赂，拒绝武松的控诉，将武松逼上“私力救济”之路，但是看到武松复仇既成事实，处理本案时，基于敬仰武松是义气烈汉，还是有意为武松开脱，为武松减轻罪责，以顺人情。“念武松那厮，是个有义的汉子，把这人的招状，从新作过：武松因祭献亡兄武大，有嫂不容祭祀，因而相争，妇人将灵床推倒。救护亡兄神主，与嫂斗殴，一时杀死。此后西门庆因与本妇通奸，前来强护，因而斗殴，互相不服，扭打至狮子桥边，以致斗杀身死。”从认定犯罪事实之初，将原本不利于武松的供词一律改为有利于减轻武松罪责的供词了。阳谷县将此处理意见上报上级东平府后，府尹亦哀怜武松是个仗义的烈汉，也利用职权上的便利“将卷宗改得轻了”，并修一封密书安排心腹之人，“星夜投京师”到刑部找熟人，利用私人关系通过中央刑部暗中给省院官私下打招呼，继续为武松开脱罪责，最终身负两条人命的武松仅仅遭到刺配刑处罚的结局，可以说与知县和知府两级官员的开脱作有着密切的联系。为什么阳谷县县令和东平府府尹会不约而同会武松开脱罪责呢？因为武松为兄复仇而杀人的行为虽触犯了国法，但却符合官方正统儒家思想所宣扬的“义” ，武松不顾一切（包括失去得之不易的都头职位）为兄长报仇的杀人行为，虽应受到国法的制裁，但此举也得到社会主流意识的许可甚至赞赏。因此，古代官在府处理为亲复仇的案件时，一般执法者都会法外开恩，从轻处罚，以顺民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