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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伦理的法制转化

  另一方面,曾有学者提出,要解决谁也不珍惜土地的问题,应该实行土地私有化。但即便实行了土地私有,是否一定能解决不珍惜土地的问题。应该说,所谓不珍惜土地主要是不珍惜土地作为耕地的价值,并不是完全不珍惜土地,政府经营中的让土地由农耕转为房基地,实际上很看重土地的价值,只是不看重其农业价值而已。
  只要土地上出产的农产品卖不出好的价钱,人们(包括政府)就不会重视土地的农业价值。这看上去又是个经济问题,但产品价格安排实际上是个制度问题。共和国长期实行的工业产品高价格农业产品低价格的称为“剪刀差”的物价制度,使农产品价格一直不合理地处于极低的价位。1980年代农产品数次提高价格,农产品价格放开,但每次政府都随之以菜篮子补贴、米袋子补贴之类保护城市居民的利益,并以新方式使工业产品的价格不断大幅提高,使农产品价格处于更低的地位。
  物价合理性问题不解决,农产品得不到合理的价格地位,要解决土地农业价值不受重视的问题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但解决产品价格问题实际上还需要更大的政策结构调整和制度结构调整,如国家重点建设投资基本上集中于城市,尤其是东南部城市,或主要考虑城市居民的生活利益,全体国民的取利渠道主要是到城市工作,农民取利不得不进城务工,因而大家的消费也集中于城市。在这样的经济结构和经济背景之下,仅靠产品价格放开是根本不能解决农产品价格低这样的问题的。这样的问题,看上去是政策问题,但政策问题也是法制问题。
  假如不是“无工不富”,假如是“有农即富”,土地的农业价值就不会得不到重视。至于我们应该实行土地所有权的私有、土地占有权的私有还是土地使用权的私有,实际上可能都不是解决土地农业价值不受重视的关键。
  土地制度问题、物价制度问题,都是法制内容中的重要方面。建设和谐社会,法学家的理论探索和政治家的制度建设,在这些方面都负有重要的责任。
  (3)医疗卫生问题中的法制问题
  医院里医生诊病收不到几个钱,就想其他办法,一是增加仪器检测次数,并提高仪器检测价格;二是增加用药数量,并提高药品价格。现在药品成本价、批售价与医院的医售价之间差距太大,医售价能达到批售价的十倍以上。近年的所谓药品降价只是稍微缩小了一点医售价与批售价间的差距,实际上医售价仍然远高于批售价。药品医售价高还造成了药店零售价高,因为迫于医院的压力,加上有利可图,药品零售商愿不愿意都会高价零售药品。
  这其中当然说明医药制度存在问题。但这可能还不是我国医药制度存在问题的全部。医院明显地从病人身上不合理地赚取体检费和药品费,为什么医院还那么红火,还有那么多生病的和实际上未生病的病人到医院去进行必要的或不必要的体检,买那么多必要的和不必要的药品?这涉及医药制度的另一面:公务员有医疗保障,企事业人员有医疗保险。最在这样的医药制度中受害的只是既无医疗保障又无医疗保险的人员——农民和其他非公务非企事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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