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事情，也许提出来也有些意义。我在德国停了四年回台湾的时候，经过日本，认识了一位曾在德国学习的有名的日本学者北川善太郎，以后成为很好的朋友。我到京都去拜访北川善太郎时看到一些事情，也跟各位报告。第一件事情，京都大学的教授大部分到过德国，洪堡奖学金他们大概都获得过，所以他们是属于德国派的。第二件事情，我去图书馆的时候，因为我在德国曾经看过萨维尼在1804年写的《占有论》，所以我特别问他们有没有这本书。结果那个图书馆的管理员说有。他拿出来的时候，书是用一个东西包好的，当宝贝似的很郑重地把它放在图书馆的桌子上，而且我在翻的时候他还坐在旁边，大概生怕我损坏。我就深为感动：对这样一部重要的著作以如此珍惜的心情来尊重！后来我回到台湾的时候也看到这本书，但很多页都被虫吃掉了。这个事情我也顺便提一下，因为研究德国法的继受，不能不说到日本。当时，我认识了京都大学当地一些教授，我说，你们在忙什么事呢？他们说，王先生，你不能参加我们的研讨会。当时德国有一个伟大的学者，就是Karl Engish，他的著述论文集刚出来，日本的学者每个礼拜定期去读这部著述论文集的每一篇文章。我深受感动：用这么大的心力在研读它！
另外，我也感受到一件事情，日本的民法学者，在德国普通法的研究上，都深有根底。所谓民法的普通法，就是十九世纪以来Puchta（普赫塔）、Repgow（雷普高）、Savigny（萨维尼）、Köhle（柯勒）、Jhering（耶林）、Windscheid（温德沙伊德）这些人以罗马法为基础所建立的德国私法学。日本的每一个法学家都深有造诣，以历史为基础。所以我们也希望，中德法学院的同仁们一方面要研究德国现代法，但是也要注意到德国十九世纪普通法的法学基础，这是法学的根底。中国大陆也在翻译Flume（弗卢梅）的“
民法通则”，Flume（弗卢梅）这部书的特色就是重新回到德国十九世纪最伟大法学中的普通法。我再讲一件事情，我在慕尼黑的时候，德国举办
民事诉讼法年会，我也陪台湾的一个老师去参加。日本派京都大学的田中先生来参加，在当地找一下就有十一个日本
民事诉讼法教授在德国进修。日本没有人到德国去念学位，都是做教授以后才去。所以我讲这个日本的故事就是说，临近的这个国家今天法学有这么昌盛，实际上就是建立在比较法的基础上的。
接下来我要讲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德国法学教学研究的问题。台湾继受德国法，我想贵校也在研究德国法，但是重要的，不仅是要介绍它的理论、学说，更要落实于德国法的教学研究上面。我们知道德国在教学上有几个特色：一个是大学研究所的实例研习，一个是Seminar讨论会，一个是国家司法考试，一个是它的博士学位论文，另外一个就是教授论文。我觉得在德国研习最使我感到深刻的，也是最感到痛苦的，而且我觉得最需要引进的，就是德国的实例研习，Übung。所谓Übung就是说，大一进去的时候就出一个实例题，这个实例题通常是一页纸写了半页，事实很长。为什么事实很长呢？就是让我们区辨哪些事实跟法律有关，哪些事实跟法律无关，让你从大一开始就能够判断跟法律有关的事实和跟法律无关的事实。从大一开始，通班每一个人都在写，有一定的格式和方法。从大一到大四，一直在训练。我们当时台湾去的学生在台湾考试的时候都考一些测验题，什么叫有效时效，什么叫法律行为，离婚的理由有几种，就这些题。在德国，我们仿佛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事情让我开始写一本书，就是“请求权基础”，我想这本书对了解德国法有帮助。我在德国餐厅吃饭的时候，或者在公园散步的时候，见到学法律的学生都抱着一本书，讨论问题的时候都说“请求权基础何在”，刚才我们说的理发时被割到的那个人，当他请求赔偿的时候，就问请求权基础何在？继受德国法，不是继受它的条文，不是单纯继受它法典的文字，而是继受它学习法律的方法。
我回到台湾之后第二年，大概31岁，当上台湾当时最大的、最重要的大学的法律系主任。我自己亲身有这个经验，就开始在台湾引进德国的法律教学方法。所以，在台湾的大学，现在也有实例研习，就是要写实例题，要写报告，每一科，民法、
刑法，都要写实例题。德国法学训练出的每一个法学家，都是从很细微的实例题研究出来的。他既懂得很多深奥的理论，也能处理很复杂的实例的案件，几乎没有例外。我在台湾引进实例题，然后还给研究所上课。我记得在德国研究所上课的时候，下学期要上什么课半年前就公布，学生去选，选课之后就写报告、作讨论。我目前在台大就这样实施，事先公布题目，学生要先写报告；写报告之后，上课前一个礼拜，报告的题目要印给每一位同学；而且我们还要有另外一个同学来批判他，提出不同意见；报告完学习完你要重新根据大家的意见来再写一遍。所以我想台湾的法律学研究，Seminar，具有相当的程度，讨论是很扎实的。但是台湾在这方面还有很多的缺点，比如国家考试，在德国通常只出一个题目，在台湾要出四个题目，还不相关联。台湾的博士论文很少，质量不错，但是台湾没有德国那么多的注释书。总之说一句话，贵校在引进德国法的研究的时候，也要把德国法教学和研究的方法引进来，不能只是纯粹在学理上讨论。这是关于德国法研究教育的一个问题。
另外我要讲的一个问题，就是德国法在台湾的继受。我分三个部分来讲：一个是立法继受，一个是学说继受，还有一个是实务继受。
继受，德文说是Rezeption，是一个法律文化互相交流的现象。如果我们讲今天继受德国法，并不是说我们自己如何如何。我想，长期以来，继受都是法律文化交流的现象。美国继受英国法，德国继受罗马法，我们现在也继受不同国家的法律，我们也正是在文化交流。继受的过程通常有三种：立法的继受，学说的继受，但是更重要的是实务的继受。
台湾或者说在早期中国大陆，是继受德国法。《大清民律》就请日本人起草，实际上也就是继受德国法。三十年代的中国民法立法，也就是现在台湾的所有重要的法律，包括民法、公司、票据，还有保险、著作权、商标、专利、民事诉讼、破产、强制执行等等，全部制定于1930年也就是民国十八年之后三五年间。在民国十八年之后几乎把所有重要的法律都制定了出来，这些法律在台湾目前仍继续实施，都没有中断。台湾法是以德国法为基础，台湾法是建立在德国法的基础上。在台湾的时期，尤其是在1949年以后，它也是继续在继受德国法，比如消费者保护法中的定型化契约，或者是产品责任，或者1995的《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的区分所有权，这些当然是继受德国的法律比较多。民法的修正也一直参考德国的判例和立法技术的修正。所以几乎可以这样说，台湾的私法在立法上继受德国法已经将近有七八十年的历史。但是如果只是继受框架，你把条文写下来，翻译过来，那么这只是一个抄袭，没有什么大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