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
公司法第
一百零六条的规定，我国也采用了许可性累积投票制。对于这种制度安排的原因，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文献上未做说明。[9]但如果将这条规定放入此次
公司法修改的大背景，也许我们就不难理解了。本次
公司法的修改，顺应了世界公司立法发展潮流，削弱了法律的强制性规范，赋予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更多的自治权。参与
公司法修订的赵绪东教授也在中国政法大学的讲座上强调“修改后的
公司法确实是21世纪最先进的
公司法”；“这部
公司法的颁布一定会引起整个世界的关注，而且在很多的制度和规则方面，包括在立法理念方面引领21世纪
公司法改革的世界潮流。”[10]因此，我们可以推断，
公司法对许可性累积投票制的选择，是顺应
公司法立法发展趋势，对公司投票制度所作的一种前瞻性安排。
但通过对累积投票制度演进的原因分析，结合我国公司制度和证券市场发展现状，我国并不具备由强制性累积投票制转变为许可性累积投票制的条件。
（一）我国特殊的股权结构为公司控制权的转移设置了壁垒。
美国、日本只所以放弃强制性累积投票制，就是担心累积投票制被反对派股东利用，作为争夺公司控制权的工具。而我国现实的情况是，如果没有累积投票制，中小股东很难进入董事会参与决策，更别说掌握公司控制权了；即使规定了累积投票制，我国股份有限公司过于集中的股权结构也使控制权很难发生转移。根据相关资料统计，企业最大５位股东平均持有公司公开发行股票的比例，英国是20.1%，美国是25.4%，德国是41.5%，而我国是59%，股权集中度明显超过了其他国家[11]。而且因为我国公有制经济的性质，国有股为第一大股东，很多时候控股必须在51%以上，因此只要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愿意，我国国有大型企业的控制权几乎不存在旁落的可能。中小股东即使利用累积投票制进入董事会，也不可能掌握公司的控制权，而只能通过监督经营者的经营行为，维护自身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