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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还有一条理由也可以说明这项法令达不到自己的目的；我们只要看一看许可制检查员所应具有的品质就明白了。无可否认，作为审判者、操书籍的生杀大权的人，就能够决定书籍应不应当进入这个世界；他们的勤恳、学识和公正都必须在一般人之上。否则在审核一本书可不可以通过的时候，就将发生极大的错误，为害不浅。假如他的品质足以胜任这样的工作，那么叫他不断地、毫无选挥地读那些书籍（往往还是庞然巨册）和小册子，便是一椿极其枯燥而又无聊的工作；在时间上也是一个极大的浪费。任何书籍不在一定的时候都是看不下去的，而他们却受命不论在什么时候都要阅读一切的书籍。而手稿上的字迹又极难辨认。至于内容则往往用最清晰的印刷排印出来，也没法让人一连念下三页去。象这样的工作加在任何珍惜时间与学术，或稍为有品评能力的人头上，我万难相信他们能忍受得了。关于这一点，我特别要请目前的许可制检查员原谅我有这种想法。他们接受这种工作的时候，自然是为了服从议会，而议会的命令又可以使他们认为任何工作都是愉快而轻松的。不过这法令实行了一个短时期之后，就已经使他们疲惫不堪了。他们自己所作的表示以及他们对于一再去请求签发许可证的人所作的解释，就足以证明这一点，现在担任这个工作的人已经有清楚的迹象表明希望自己能摆脱，而珍惜自己时间的人又似乎没有人十分愿意接替他们，只有那些希图挣一个校对的薪水的人才愿意去干。那末我们就很容易预测出将来的许可制检查员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了。他们不是骄傲专横而又疏忽怠慢，便是卑鄙地贪图金钱。这就是我要提出来说明这条法令何以达不到预期目的的理由。
　　最后我要说明，这项法令由于首先对于学术和学者是一个最大的打击和污辱，所以它便不但没有好处，而且还有十分明显的坏处。
　　原先主教们只要有人稍一提及废除兼职或是把教会收入作更平均的分配，他们就叫苦连天、怨声载道。说什么一切的学术都将因此而彻底被破坏了。关于这一意见，我决找不出什么理由可以认为有任何一点点学术将会和神职人员共存亡。伺时我也只能认为这是一个品格丧尽的教会人员所说的卑鄙下贱的话。世间有一种人是浑身铜臭的冒牌学者。而另一种人则是富于自由精神和天才的人，他们显然生来就宜于研究学问，而且是为着学术本身了而爱好学术；他们不为金钱和其他的目的，而只为上帝和真理服务；并且追求一种流芳百世的令名和永垂不朽的赞誉，这是上帝和善良的人们对于出版书籍促进人类福利的人乐予赠与的。抛开前一种人不谈，如果诸位不想使后一种人完全感到灰心丧意，那就必须明了，一个学术名望不高，然而从不触犯法律的人，他们的观点和忠诚如果得不到信任，以致被人认为没有人检查和指导就不能发表自己的思想，不加管制就将弄出一个教派或者散布毒素，那他作为一个明白事理的人就将认为这是一种最大的不快和污辱。如果我们从老师的教鞭底下逃出来又落到了出版许可制的刑棍底下，如果严肃而认真的写作不过是谋堂上一个文法练习题，不经过草率从事的检查员胡乱检查一下就不能发表；那末作为一个成年人又比一个学童能好多少呢？如果一个人从没有作奸犯科之名，而他自己的行为又都不能自主，那末他就只能认为自己在自己的国家里是一个傻瓜或者外方人了，当一个人准备向外界发表作品时，他必然会运用自己的全部智慧和思虑。他辛勤地探讨、思索，甚至还征求贤明友人的意见。做过这一切之后，他才认为自己对于行将写出的东西的了解，已经不下于以往任何作家。这是他忠诚地写作，并运用成熟的智慧得出的最完满的结果；假如他在这里面所费的那样多岁月、那样多辛勤劳动，以及他的才能在以往的信誉都不能让他达到一个成熟的境地，因而始终不能被人相信；他深夜不眠、守伴孤灯、精心勤劳地写出的作品却必须送给一个终日忙碌的检查员匆匆地看上一眼，而这个检查员很可能是比他小很多的晚辈，在判断上也远不如他，在写作上可能一无所知；纵使他幸而没有被驳回或受到轻蔑，在出版时也必须象一个晚辈由自己的保护人领着一样，让检查员在他的标题页后面签署，以保证他不是白痴或骗子--这种作法，对作者、对书籍、对学术的庄严与特权，都是一个莫大的污辱。要是一个作者想象力特别丰富，他在书籍获得许可以后但还没有印出之前，可能会想起许多值得增补的东西，这是最好和最勤谨的作家常有的事，有时在一本书中就可能发生十几次。可是这时印刷者却不敢越出已获许可的印本范围，因此作者往往必须不辞劳苦地跑到检查者那里去请他审阅新增的内容，同时由于审阅者必须是原来那个人，所以他就不得不跑许多趟才能找着，或者碰上他有空。这时出版过程就必须停顿下来，因而造成很大的损失。要不然作者就得放弃他最精确的思想，而把书籍以较差的水平印行出来；这对一个辛勤的作者说来是一种最大的烦恼和伤心的事情。一个人要是教书、就必须有威信，因为威信是教学的生命；他如果要写书，就必须成为一个学者，否则就不如什么也不写；但如果他所教的和所写的一切都只能由一个家长式的检查员完全按照他们自己的判断加以修改和指导，然后才能提出来，那他又如何能有威信地教学或作为一个学者而写书呢？其实这些检查员所谓的判断都只不过是他们自己狭隘的胃口。每一个敏锐的读者一看见这种迂腐不堪的批示，就会退避三舍，并冲口而出地说：“我最恨村学究，我不能容忍一个学究披着检查者签署的外衣来接近我。检查员是谁，我并不知道，但只要在这儿看见他亲笔写的字就知道他骄横不可一世，试问谁又能保证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呢？”“国家可以保证，先生，”书商答道。但他马上就接口说：“国家的当政者可以作我的统治者，但不能作我的批评家。他们在选择检查员的时候可能发生错误，检查员在选择作家的时候也同样容易发生错误。这是尽人皆知的事。”他还可能加上弗兰西斯. 培根的一句话说：“这种被批准的书里只不过是些一时流行的话而已。”一个检查员可能比一般人更贤明（这在今后的检查员中是可想象而不可求的），然而他的职务和工作却规定他除了一般庸人已经接受的东西以外不能放过其他东西。假如一个已故的作者的作品在生前和死后都一直极享盛名，而要经由他们许可重新付印的话，事情就更糟了，假如在他的书中由于热情高涨而写下了一句词锋犀利的话，谁又知道这不是神的指使呢？但只要这话不符合检查员那种低级老朽的趣味；那末这话纵使是王国的宗教改革倡导者诺克斯亲口说的，也免不了要被他们划上一道。这位伟人的思想就会由于这种马马虎虎的检查者害怕出事或粗心大意而不能流传后世了。至于要问，这种侵害行为最近究竟发生在哪一位作家身上，或者发生在哪一本影响深远而必须忠实排印的书籍上，我现在就可以举出例子来，但我却要留到更恰当的时候再举。假如有力量挽回颓局的人对这些事情不及时地加以严重的指斥，那末这一批铁锈式的人物就将为所欲为地把最优秀的书中最精彩的段落腐蚀掉，而且对于已故者留下的孤儿也将施展阴险的欺诈手段。这样一来，不幸的人类就将遭到更大的不幸，而他们的不幸却正是因为自己具有理智，在那种情形下我们就不必让任何人去钻研学术，大家也就只要作到人情练达就够了。肯定地说，那就只有对高深的事物既无知而又懒惰，只有变成一个庸俗不堪的大傻瓜，才能算是愉快的人生和唯一符合要求的人生。
　　这事对于健在的明达之士说未是一个莫大的污辱，对于已故的贤哲流传后世的著作也是一个莫大的损害，所以在我看来，这对整个的国家都是一种污蔑和损害。英国的发明、艺术、智慧以及庄严而又卓越的见解决不是一二十个人所能包容无遗的；更不用说，没有他们的监督这一切就不能通过，不经过他们的漏斗滤过、没有他们亲笔签署就不能发行；不论他们的秉赋多么好，我也不能如此轻视英国的文化。真理和悟性绝不能象商品一样加以垄断，或凭提单、发票，掂斤播两地进行交易。我们绝不能把祖国的一切知识当成趸卖的商品，或者当成羊毛和黑呢于一样，标价签署发售。如果不许人们自己磨快斧头和犁刀而必须从四面八方赶到二十个许可制的铸造厂中去磨，那就和非利士人所加上的奴役制没有两样了。如果因为有人写作并发行了诽谤好人的错误文字，并滥用和糟蹋了自己所享有的信誉，经证实后对他判决的责罚就是今后在发表任何东西之前必须经主管人员审阅，证明他所写的东西可以阅读而没有危险，那末许可制就只能让人认为是一种有失体面的惩罚。如果把全国从未触犯法律的人都包括在这样一个疑神疑鬼的禁令之内，那就不难想见是个多么大的污辱。而当我们看到赖债的人和罪犯都可以不加看管地在外面行走，一本温良恭顺的书发行时，标题后面却必须在众目睽暌之下挂上一个看管者，就尤其感到污辱的严重。同时，这对一般人说来都是一种责骂，因为我们如果这样两眼盯注他们，连一本英文的小册子也不敢让他们看，那我们就是把他们当成糊塗、恶劣、没有原则和没有人格的人民看待，并认为他们在信念和判断力方面都已病入膏肓，不由检查员拿着管子喂就吃不下任何东西了。我们不能说这是对他们的爱顾，因为在极端仇恨和鄙视俗人的教皇统治区中就是用这样严厉的手段来进行统治的，我们也不能说这是一种明智的制度，因为它只管住了许可制中的某一部分，而且连这一部分也没有管好；其实它所要防止的毒素大可以通过其他管不住的门路更快地涌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