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我们需要的一个较大调整，是将
宪法的解释权授予司法部门，使其成为司法权的一部分。根据我国宪法，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解释
宪法和监督
宪法实施的职权（
宪法第三章第一节第
六十七条）。作为国家的根本法，
宪法应该成为所有活动（包括立法活动）的依据。由立法部门解释
宪法，可能使立法活动得不到应有的监督。况且人大常委会事务繁重，并没有时间和精力行使这些职权。所以在我国虽然有许多涉及
宪法（如性别歧视、言论自由等等）的案件，但基本上没有解释
宪法的实例发生。我们可以参照美国的经验，将
宪法解释权划归司法部门，使其真正担负起维护
宪法和法律的职能。
鉴于我国的
宪法修改偏于频繁，可以考虑由全国人大授权最高人民法院，使之代行
宪法解释权；这样可以避免一再修改
宪法，影响它的稳定性和权威。同时，考虑到违宪案件的严重性和我国法官队伍的现有素质，可以规定仅由最高法院来处理此类案件。为实现有效的司法，可以摒弃美国法院只做事后审查的做法，允许最高法院应全国人大或国务院的主动请求，提供有关
宪法和法律的解释。
三、关于法官的任免，我国宪法规定最高法院院长由全国人大选举（
宪法第三章第一节第
六十二条第七款）和罢免（
宪法第三章第一节第
六十三条第四款）；最高法院副院长、审判员等由最高法院院长提请，由人大常委会任免（
宪法第三章第一节第
六十七条第十一款）。由立法部门完全掌握法官的任免，尤其是又有法官对人大负责的明确规定（
宪法第三章第七节第
一百二十八条），较易造成司法部门对立法部门的过份依从。我们是否可以参照美国的司法体制，使行政部门参与法官的任免，以达到一定的平衡？在美国，由总统负责法官的提名和任命似乎没有带来很好的效果。在我国，法官的任免似应该以更直接地代表民意、更具民主性的人大为主，但允许行政部门参加审议，甚至享有否决权。鉴于人大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
宪法第三章第一节第
五十七条），可仍规定法院对人大负责，同时允许人大以一定的多数票（如五分之四）否定行政部门的否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