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问我自己关注的领域的人才状况，我觉得就法学而言，最大的困难正在于这种招生太多，鱼龙混杂，导致文凭价值降低，而表面上却是一片繁荣。我觉得已经陷入了某种并发症的困境。
　　《新周刊》：您认为，您学校的有关部门将会对此事做何处理？这时候会影响到您目前的具体工作，和今后的教学工作？
　　贺：我也很难猜想，这涉及到校方的态度，最好是能够问他们。对于是否会影响我的工作，当然，除了我明年暂停招收硕士生外，其他倒不会有什么改变。我还继续招收博士生，继续给各种层次的学生讲课，继续主持《中外法学》双月刊的编辑。
　　《新周刊》：您是否在乎别人对您所做的评论？有网民表示：您这样做目的是正确的，但手段却过于激进，这可能会造成于事无补；也有人认为您仅仅是表示个姿态，而并不实质意义——您对此有何评论？您认为您这样做的初衷是什么，能否达到这个初衷？
　　贺：我的行为本身就是对于现状以及有关部门的批评，批评别人的人当然应当关注和听取别人的批评。这些天我看到了来自网络以及传统媒体的很多评论，有些评论还很激烈，不过都是很激发我思考的。网络时代，许多人只是用一个网名发言，能够仔细思考，提出批评，是令人尊重的。
　　 不少人表达了对我的处境的担心，觉得我的方式过于激烈，会导致对自己不利的后果，而且也于事无补。其实，我倒不认为这是一种激烈的方式，虽然显得有些率直。我知道，在我们的传统政治文化里，一个人要“勤谨和缓”，要“温良恭俭让”，率直和真诚都不是主流价值所倡导的。甚至一些改革者，也必须谨慎地将新主张涂上旧色彩，或者小心翼翼地避免冒犯权贵领导人：“刘书记今天给我们作了重要讲话，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其中博大精深的思想。我这里谨结合我们的具体工作，谈一点自己的粗浅体会……”新观点，甚至与“刘书记”观点绝然相反的观点往往都包含在后面的“粗浅体会”中。公开说不，哪怕是真诚直言，带来的往往也是抵触和拒绝。直言会被认为或者解释为出于恶意和敌意，而敌人的批评就要拒绝，即使在我们的内心中认为那是正确的观点。再引用一段毛泽东：“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坚决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坚决拥护。”正是这样的逻辑。
　　 我认为，今后中国的政治法律制度发展，当然也包括教育领域中的制度改进，都依赖于我们对于这种逻辑的超越。
　　《新周刊》：出书、讲学、为媒体写专栏——您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也是一个忙人，而如今又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您认为在造成您目前所拥有的知名度的原因中，您的学术成就在其中占多大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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