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首先，也许我应该说，一些天才型学术人才并不是培养出来的，而是被发现的。所以，一种合理的考试制度，一种能够让真正具有学术潜质的人才不被埋没的甄别遴选体制就显得特别重要。这种考试能够让考生展现其知识的宽度，因为没有广博的知识积累，未来的发展空间就相对狭小。同时，这种考试又需要鉴别考生在报考学科方面的积累和思考深度。为什么分析类型的考题是必要的，就是因为这种分析过程最能够显示一个考生在专业领域里不同凡响的地方。他要对于问题有清楚的解说，能够把问题置于学术史的上下文里判断其意义，能够调动日常的知识积累对于观点加以论证，论证的过程也各具特色，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容插针，字里行间，神采飞扬。这样的考试方式哪里是那种仅仅靠死记硬背的知识记诵能够比拟的呢？
　　《新周刊》：在您所关注的领域，我们的后备人才是否充足？您认为应该如何培养这个领域的后备人才？　
　　贺：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应当提出来了的，那就是，我们到底需要多少学术人才？与此相关，就是我们的研究生教育的合理规模了。1970年代末最早恢复研究生教育的时候，指向很明确，那就是培养学术人才。在我个人读研究生的时候，毕业生绝大多数都走向了学术研究和教育岗位。但是，后来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研究生教育逐渐地越来越普及，招生规模越来越大，甚至博士研究生中也有很大的比例是根本就不会从事学术教育工作的人士，例如部长、省长博士生。他们攻读博士学位目的不过是为自己镀金，增大在官场上的升迁机会和资本而已。另外，那些希望留在大城市的大学生就业已经越来越困难，于是考研就成为提高筹码的途径。这种千军万马读研究生的情形导致教学资源的紧张，一些根本不具备培养条件的学校也大规模招收和不断扩招研究生，“硕士如狗，博士满街走”，结果必然是降低研究生教育的层次，扭曲研究生教育的培养目标，同时也会带来入学考试模式的混乱。
　　 我常常觉得奇怪的是，即便是在当今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国家，对于公务员以及诸如新闻、律师之类的行业而言，学士学位常常已经足够。例如，在日本，要当法官、检察官以及律师的人是不需要读什么硕士博士的，法学本科专业毕业后，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再经过一年半的学徒式培训，就完全胜任愉快了。然而，在我国，一方面是研究生和博士生教育的大跃进，另一方面却是在广袤的农村连中学教育还远远没有普及！一方面是技校升格大专，大专升格学院，学院升格大学，大学动辄高喊办“研究型大学”，另一方面，技工缺乏已经成为制约我们的工业发展的瓶颈。我们的教育出现了这么严重的问题，难道不值得教育部的官员们好好反思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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