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共和即友，专政是敌，蔡锷与袁的关系突变体现了共和国军人的使命、公民的使命
　　蔡锷对袁世凯看法的曲折离奇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他支持袁完全是建立在袁能与清廷决裂、共建共和的基础上的。袁拥护共和，他就坚定地站在袁的一边，极力支持袁建立一个强固有力的政府，集中中央权力。一旦发现袁另有图谋，他就会挺身反对。
　　蔡锷对袁有深厚的个人感情，据梁启超说，戊戌政变之后，蔡锷要到东京找他，“湖南长沙出来只借得二毛钱，到了汉口借亲戚洋六元，由汉到京，袁项城借给他洋一千元”，才得以到日本读书。梁的话应当是可信的，那么少年蔡锷东渡日本曾得到过袁的慷慨资助。如果不是袁背叛民国，悍然称帝，实行专政世袭制，以蔡锷之稳健、仁义，他是断然不会反袁的。 ( 转自燕南, http://www.yannan.cn )南北和议成功时，蔡锷认为共和告成， 多次发表通电，坚决支持袁世凯建都北京的主张。3月25日，他电贺袁宣誓就任大总统，说他“闳才伟略，群望所归”。4月11日他给各报馆的电文中也称袁是“一代伟人，中外钦仰。” ( 转自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但当袁企图通过所谓“国民会议”来决定君主、民主国体时，蔡锷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袁之狡谋”，“懈我军心”，“民主君主（专政）问题无复有研究之价值”。并提出“惟有简率精兵，结连黔、蜀，长驱伊、洛，期共戮力中原。”他迅速组成了北伐军，发布《北伐誓师词》，直呼“袁贼”“甘冒不韪”，极力主张北伐，并派兵从贵州进入湖南。
　　袁被迫取消帝制后，他虽然坚决反对袁继续当总统，但他也说自己对袁“多感知爱”。多次表示袁对他“礼遇良厚”，“感念私情，雅不愿其凶国害家之举。”显然，蔡锷反袁，完全是为了保护共和。而为了保护共和，就不能“兼顾私情”，听任推崇帝制、战争、世袭、以党控军者为所欲为。
　　五、蔡锷之死让中国与实质上的共和擦身而过，专政、世袭制度披上民主、共和的外衣复辟了，唯一不同的是，君主专政换成了所谓的民主专政，君主世袭变成了所谓的党派世袭
　　在那个有枪便是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乱世中，蔡锷是一个罕见的没有军阀思想的将领。陶菊隐说“自民国以来，武人解兵柄，棠爱犹存者，蔡松坡一人而已。”
　　此种评价在今日看来，依然绝无半点虚夸，以后的孙蒋毛邓到死都无此胸怀。蔡锷精神的核心就是为四万万国民争人格，而不是为一己图私利。蔡锷当兵，是人格高尚、目光远大、后人只能仰视的兵，是为国民争人格的兵，整个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中，只有他拿着枪说出了如此坚定而又富有人气的话——“为国民争人格”；也只有他，才有至今令华夏子孙热血沸腾的护国而不当权的誓言：如果胜利则功成身退，不争个人的名誉地位；如果失败则献身祖国，准备牺牲，决不逃往外国租界，也不流亡外国，使国事更不堪问。这是以生命捍卫共和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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