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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个就是如何补偿。现在的写法是“有国家规定的，依照国家规定补偿；没有国家规定的，要合理补偿”。这话也有不准确的地方。什么叫国家规定？北京市政府规定是不是国家规定？一级政府的规定是不是国家规定？国家是一个空的东西，如果政府代表国家，那么在不同的具体事务中，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如果是，地方政府到哪一级可以代表国家？县政府做出的规定是不是国家规定？所以这种说法不准确。
第二，如果国家规定错了怎么办？是不是应该启动国家赔偿？如果政府做的规定错误怎么办？公民能不能起诉？不是说国家规定就一定合理，所以对这种规定我很不以为然。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把法律中每个用词的含义明确，必须是由法律或者法规来明确。比如，“合理补偿”应该得到明确：市场经济下，所谓“合理”就是合乎市价。再有，“给予安置”这种话很不准确。我是很不同意民法中使用这样的语言。
王轶：立法机关很难确定什么叫妥善，叫合理补偿，政府也不能，它只能设立一些听证程序来听取民意，只能靠法官来确定和判断。
拆迁补偿标准也应列入司法审查对象
物权法草案第四十九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征用自然人、法人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但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给予补偿；没有国家规定的，应当给予合理补偿。
新京报：怎么理解这里的公共利益？
江平：在社会生活中，属于“公共利益”的情形是无法列举的，但是可以从反面来说，凡是属于商业开发的，决不属于社会公共利益。商业开发是以营利为目的，所以完全可以把公共利益和商业利益区分开来。搞商业开发要用土地房屋，这就成了平等主体之间的事情，那可以谈判。不能把任何商业开发的利益都叫做社会公共利益。所以我们在社会公共利益上应有更明确的规定，以免被滥用。
王轶：从现行法律上看，公共利益包括三个部分，一个是不特定的第三人；与基本的法律价值相联系的私人利益，尽管它形式上看是私人利益，但是它牵涉到基本的法律价值，比如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利益、健康利益、自由利益；第三是跟最低限度的道德要求相联系的私人利益。你不能用违背最低限度的道德要求去损害私人利益，如果损害了，就违背了社会公共利益。
和国家利益相似，它只能做一个大致的界定，无法穷尽。要想明确，也要像国家利益一样，通过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表决程序来使它类型化和明确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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