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无法否认的是，现阶段政府加强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治理部分源于社会整体排斥心理的影响。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员的排斥（包括流浪乞讨人员）很大一部分源于城市就业的压力，社会保障水平等现实因素的影响。这种歧视从城市居民对贫困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据调查，有69.1%的被调查者认为贫困问题时自身造成的，只有22.4%的人认为贫困是社会原因造成的。在涉及政府是否应该对此类人员救助时，约40%的被调查者认为不是政府的义务，而是政府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甚至还有少部分人认为政府不应该救助。【6】
正因为政府对流浪乞讨人员进行限制部分是顺应社会整体排斥心理的结果，政府颁布对流浪乞讨人员进行治理的规章大大降低了政府所承担的风险。现阶段，司法对政府制定的各种规章或者条例还没有审查的权力，依据行政法的规定，对于政府抽象行政行为，公民没有起诉的权利。事实证明，假如司法对规章之类的规范性文件没有审查的权力，而依靠人大备案只是一种事后监督，依靠上级和人大以及群众监督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的情况下，那么政府制定侵犯一部分人合法权利的规章所需要付出的成本便仅仅是道德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将绝大多数民众带有歧变色彩的社会排斥心理以立法的形式加以强化，政府的道德风险便会降到最低点。而且以一个庞大的政府和一个绝对多数人对法律还缺乏必要的热情的社会氛围来分析，这种道德压力又进一步得到了分解。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制定这类法规的原动力便会得到强化，因为这几乎是一种超利润的行为——既防止了地方福利的流失，又不需承担本身应该承担的风险。这也是各地禁止乞讨如火如荼的原因之一， 同时这种彼此的学习效应和承担风险的一体化也降低了原来就少的可怜的风险，或者是压力。
在一个没有多元对抗文化的社会中，流浪乞讨人员几乎没有话语权，也没有可以为其辩护的代言人。也许有学者可能会辩解：
宪法以及法律规定了公民享有监督政府、发表自身言论的权利，但事实上，法律的规定与实际的存在向来都会有巨大的差距。试想：一个经济上毫无地位，而生活上又依靠他人的救济消极生存，道德上承担着巨大压力的群体，有多少动力去声明自己的权利，即使声明又有多大的话语力量？
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是政府承担风险的降低，另一方面是流浪乞讨人员话语权力的丧失，政府在制定相关法规或者是实际执行过程中几乎不承担风险。但这种不承担自身应有的风险的行为本身便是不道德的。作为社会权力的集中实行者，政府有责任维护其每一个成员的合法权益，而不论其经济社会地位如何。在资源的配置上，政府更应该讲求公平和公正。在引导社会意识上，政府应该做到善良和理性。民众可以依据其无知而对流浪乞讨人员进行歧视，但政府不能顺应这种无知，相反，却是应该通过制定规则，通过实际的行动来削弱这种歧视，达到社会公平，维护社会正义。这是一个有为政府最基本的责任。
四、对流浪乞讨人员治理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