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民法典的总则编确认私法自治原则是在民法典中实现自由的第一步。私法自治原则是民事主体根据他的意志自主形成法律关系的原则，是对通过表达意思产生或消灭法律后果这种可能性的法律承认。私法自治原则强调私人相互间的法律关系应取决于个人的自由意思，从而给民事主体提供了一种受法律保护的自由，使民事主体获得自主决定的可能性。依此原则，“在私法自治范围内，法律对于民事主体的意思表示，即依其意思而赋予法律效果；依其表示而赋予拘束力；其意思表示之内容，遂成为规律民事主体行为之规范，相当于法律授权民事主体为自己制定的法律。”[4]私法自治原则不仅应当在民法典中得到确认，更应当成为民法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原则。在其他的民法基本原则中，平等原则是私法自治原则的逻辑前提；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以及公序良俗原则是对私法自治原则的必要修正和补充。私法自治原则派生出了所有权神圣、合同自由以及过错责任等民法的基本理念。这些基本理念是私法自治原则在民法典不同领域的具体体现，也是民法对冲突的利益关系据以作出价值判断的基本依据。在一般的意义上，民法保证了私法自治原则，保证了上述民法基本理念的实现，就是保证了法律所追求的公平、正义的实现，因为民法上的公平、正义是建立在意思自愿的要素上，而非任何一种内容合理或正确性的要素上，所以法谚云“对心甘情愿者不存在不公正”。自由在民法典中实现的第二步就是在民法典总则编中规定法律行为制度。私法自治的工具是法律行为。法律行为即以发生私法上效果的意思表示为要素的行为，是经由民事主体的自由意志对自身的利益关系做出安排的行为。法律行为有单方法律行为、双方法律行为、多方法律行为以及决议之分，其中最重要的是双方法律行为，即合同行为。法律行为制度一方面通过其内涵的程序设计，如要约、承诺制度等，为法律上的决定自由的实现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法律行为以意思表示为要素。而目的意思、效果意思和表示行为又是意思表示的构成要素，经由针对这三项意思表示构成要素所进行的法律行为效力的制度设计，又为事实上的决定自由的实现开辟了渠道。通过法律行为，民事主体可以自主地塑造自己与他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法律行为所产生的法律效果，就是从事法律行为的民事主体希望发生的法律效果。民法典对法律行为的调整，在规范设计上，以任意性规范为主导。这是在规范设计的层面上将自由实现于民法典的关键一环。任意性规范，又称补充性规范，是得经由当事人的特别约定而排除该项法律规范适用的规范。任意性规范，仅在当事人对其私人事务未作安排时，发挥替代性安排的职能。以合同行为为例，任意性规范的适用，须经由以下步骤：首先，当事人之间的合同对相关事项设置有特别约定的，不发生任意性规范的适用；其次，尽管当事人对合同相关事项未设置特别约定，但当事人愿意对该事项进行协议补充，并能够达成补充协议的，不发生任意性规范的适用；再次，在当事人未对合同相关事项设置特别约定，也不愿意进行协议补充或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只要对合同进行体系解释即可得出适用于相关事项结论的，不发生任意性规范的适用；另外，在当事人未对合同相关事项设置特别约定，也不愿意进行协议补充或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进行体系解释也无法得出结论的，只要当事人间就相关事项存在有交易习惯，还不发生任意性规范的适用。任意性规范的适用，发生在上述四个步骤之后。这就使得民法上的任意性规范对自由的限制维系在最低限度。除任意性规范外，尚有倡导性规范、授权第三人的法律规范以及强行性规范与合同行为的调整有关。在合同行为的法律调整中，倡导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都与合同自由原则的确认和贯彻有关，都同样关涉合同当事人之间“私”的利益安排。但任意性规范兼具行为规范与裁判规范的双重功能，倡导性规范则仅发生行为规范的功能，从而使该类规范几乎不会构成对合同自由的限制。授权第三人的法律规范，是基于保护特定第三人利益的考量而对合同自由的限制。此类规范唯有在合同当事人的自由决定损害特定第三人的利益时，经由该特定第三人的主张方可适用。强行性规范无疑是对合同自由限制更多的规范类型。如前所述，唯有出于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才有适用强行性规范的可能。需要强调的是，法不仅仅是静止的条文，更是活的力量。自由实现于民法典，仅是自由实现于现实生活的必要条件。自由的真正实现，尚有赖于民事主体的民事活动。只有通过民事主体的民事活动，才能将民法典所认可的客观权利转化为主观权利。在这一转化的过程中，民事主体应秉承为权利而斗争的信念。权利是类型化的自由，为权利而斗争，就是在为自由而斗争，就是在为民法典真实的生命而斗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