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责任说，无需实际取回财产，因而也就不需要借助于给付之诉，为了实现责任关系，只需要对受益人或转得人提起撤销权诉讼，该诉讼性质上为强制执行容忍诉讼，或称责任诉讼。就责任说而言，认为不需要以债务人为被告，可作为被告的是受益人或者转得人。依据该说，债权人撤销权的行使对于既有法律关系和交易安全的影响最小，既可满足债权人的需要，又能保障最小限度地影响交易安全，与其他学说相比，是最为理想的制度设计。
不过，责任说虽然理想，这一理想的实现需要程序法制度的配合，需要有“强制执行容忍诉讼”或者“责任诉讼”这种诉讼制度。这种制度据说在德国是有的，在日本
民事诉讼法上则并不存在，因而责任说在日本仍然停留在立法论的层面。我国民事诉讼法也欠缺“强制执行容忍诉讼”或者“责任诉讼”制度，因而，在目前对
合同法第
七十四条作解释论构成时，也只能按照折衷说进行。考虑到我国目前正处在制度创设阶段，自取法乎上的角度考虑，通过最高人民法院作司法解释或者全国人大修正
民事诉讼法，在
民事诉讼法上作制度创新，进而带动
合同法中债权人撤销权制度设计的改进，实应作为下一步努力的目标。
二、同时履行抗辩权与诉讼法的制约
在
合同法之前，中国大陆的立法上并没有明确规定同时履行抗辩权，在诉讼过程中，人们习惯于采用“诉”与“反诉”的方式主张自己的权利。比如施工方以工程欠款为由起诉建设方，建设方则以工程质量为由反诉施工方，回击对方的主张。这种模式的弊端在于：即使合并审理，也仍然是高成本的，最显而易见的，由于是两个诉，故须缴纳两份诉讼费。同时履行抗辩权基于双方债务在履行上的牵连关系，运用得当，有利于辨别是非曲直，解决纠纷。
同时履行抗辩权在民法学上虽非新鲜事物，但在中国的民事审判实务中却的确是个新鲜事物。虽然
合同法对同时履行抗辩权已经作了规定，但由于程序法上配套制度不到位，新体制与旧机制不协调，限制了这一制度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实践中慎用、误用甚至滥用的情形均有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