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班牙，有一个有神论者和一个无神论者为了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一场大辩论，谁也不愿意让步，谁也不愿意认输，他们连续辩论了三天三夜……。到了第四天，他们不再辩论了，他们的世界观彻底改变了：有神论者变成了无神论者，无神论者变成了有神论者。这才叫真正的大辩论呢，其他国家的任何大辩论都不能与之媲美。
茫茫乾坤，浩瀚世界，“有民法论”者多若繁星，谁愿意和我公开辩论？又有谁愿意和我连续辩论三天三夜，将我变成“有民法论”者？
033 捧场与枷锁
我在《法律层次论》第140页上说过这样一段话：“五十年代吃过糠，六十年代扛过枪，七十年代负过伤，八十年代入过党，九十年代想经商”。根据当时的想法，等《法律层次论》流通到各重点大学的图书馆以后，我就下海经商，或者干律师。在我的大学同学中，凡是经商或当律师的，哪一个不是腰缠万贯？在我的中学同学中，同样也有百万富翁。难道我刘大生的智商就低得无可救药了吗？为什么就不能去发发财呢？大财发不了，小财总能发一点吧？况且，发了财毕竟可以改善改善物质生活条件，甚至还可以找几个三陪小姐潇洒潇洒，何乐而不为呢？根据这样的心理状况，我当时下海的决心应该说已经很大很大了。然而，就在我快要拿定主意的时候，我接到了我的学生、正在复旦攻读学位的王春硕士寄来的、题为《刘大生及其<法律层次论>》的书评。这份书评动摇了我的决心。
王春写道：当听到《法律层次论》出版的消息时，“我头脑里立即出现的是刘大生先生常带微笑的年轻而苍老的面孔，是披着大衣在故国民党中央党校豪华典雅的会堂毁于大火留下的一片杂草瓦砾的废墟上苍茫散步的高大而疲惫的身躯，是先生埋头于放着学生饭菜馒头的桌边用一头裹了橡皮膏药的钢笔奋笔疾书时给黑夜和白昼留下的辉煌和阴影”。王春还写道：“当思想窒息的‘学术著作’越来越厚越来越印装精美的时候，当我们手捧一本薄薄的，白底黑字的，简直有些寒伧的《法律层次论》的时候，我们只能想起也许更薄、更简洁的鲁迅的《野草》。一本是学术专著，一本是艺术宝典，但有一点是共通的，它们都是活的头颅喷洒的活的岩浆。岩浆凝固的时候，就是新的群山崛起的时候”。
王春曾经在江苏省委党校读过两年书，系统地听过我的
宪法课，对我有点儿崇拜。因此，他写的书评中赞扬的话多一些是正常的。问题是，如何把握好一个“度”字。很显然，王春的文章过了度，过了传媒愿意发表、公众愿意相信的度。如果刘大生突然死了，在弟子们举行的追悼会上，王春的书评作为悼词是最合适不过的。但是，在刘大生还没有死的情况下，如果拿出去发表，编辑和读者都是不愿意接受的。正因为如此，王春的书评至今也没有公开发表。[1]
王春的书评尽管没有公开发表，但它确确实实动摇了我下海的决心。因为我看得出，尽管王春的捧场过了度，但是，他赞扬我的心情是真诚的，他对我的期盼也是真诚的。这种真诚中所包含的友情让人难以拒绝，令人彻夜难眠。
我刘大生究竟应该为什么而活着？为什么东西而奋斗？后生们最希望我提供一些什么样的产品？我的市场究竟在哪里？我的长处、我的优势究竟在哪里？面对王春的书评我不能不再次进行反思。汽车、洋房、三陪我所欲也，思想、学术、文章亦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兼得，如何取舍呢？这就要考虑谁更具有长久的价值和永恒的魅力了。我不能欺骗自己，能让我永远保持兴奋的是学术，是写作反对愚昧和虚伪的学术文章，而不是别的。我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几十年来所蒙受的种种屈辱，不正是由愚昧和虚伪强加给我的吗？想到此，我反对愚昧和虚伪的决心便再一次得到了巩固和加强。
如果我没有考上大学而不得不在乡镇企业里面当个什么老总的话，或者不得不干个体户而成为百万富翁的话，我恐怕也会在一定的时机改变时间和金钱的投资方向，想办法做点文章，洗刷一下童年时代的种种屈辱。
西北有一个叫陈玉荣的乡下女孩，因没有考上大学而流落北京当保姆，若干年后居然也要出版批判西方经济学的著作（还来信要拜我为师，追随我批评西方产权学说）。不管她能否成功，但她的心情是不难理解的。
既然如此，我又何必改变我的“投资”方向呢？我即使当不了鲁迅，做不出像鲁迅那样的大成就来，但是在鲁迅开辟的大方向上，种一两棵理性之草，做一两件有益于开民智的工作，还是能够做到的吧？那就努力吧，别让学生白白崇拜了一回，别让后生们太失望。好一个王春啊，你的捧场成了我的枷锁，使我又一次打消了下海的念头。
给我戴枷锁的，除了王春，还有一位师姐妹宋建。宋建是北大七七级学生，既是我的师姐（入学比我早），又是我的师妹（年龄比我小），现任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律业余大学副教授、民庭审判员。关于《法律层次论》，她说：“读你的书很带劲，不过我是既不敢恭维，又不敢批评。因为你要砸我们民法学家的饭碗，所以不敢恭维，也不愿恭维；因为你逻辑严密，论证透彻，所以又无法驳斥你。是非功过，留予后人评说吧”。她的这番话，后来便成了我推销《法律层次论》的广告词：“既不敢恭维，又不敢批评，破立太惊人，批评待后生”。
既然将来后生们要批评我，我当然要耐心等待。如果改行了，将学业荒废了，将来后生们批评我的时候，我将何以应答？如果我不是坐拥书城，而是坐拥别的什么城（比如肉城）的话，后生们还会有兴趣批评我的学术文章吗？我从来不害怕先生，但一贯惧怕后生，包括上大学前教过的中小学生，怕后生们受到我的伤害，更怕后生们对我失望。师姐妹宋建的“后人评说”之说，或许永远也成不了现实，但同样也成了我改行的桎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