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多以后，天津人民出版社的一位法学权威追问：“《法律层次论》这本书是怎么通过的？学术上如此荒唐的书怎么能在我们这里出版？”是啊，我也不知道你天津人民出版社是怎么通过的，反正它被通过了。我只能感谢责任编辑张素梅小姐，没有她，肯定通不过。
《中国法学》杂志社的一位权威的黄派法学家曾来江苏省委党校讲学，在台下听课的我将一本《法律层次论》递上了讲台，请他老人家指教。在南京机场，这位法学家对送行的人说：“请你们向刘大生问好，感谢他送书给我”。然而，当我请求他在《中国法学》上帮助发个书评时，老人家回信说：“我没有见过《法律层次论》这本书，所以不敢评论。”
031 小有收获
书评不发也罢，有些书书评很多不也同样卖不出去吗？有些书没有书评不也同样有人买吗？关键在于价值。我不信我的“
宪法、礼法、罚错法、刑罪法”四层次的观点不能流行，我不信有谁能驳倒我的“无民法论”，我不信我的书没有人买。
就在西北的书被退回来的时候，中南政法学院一位教授法理学的老师来信说，我在书摊上买了一本《法律层次论》，“回宿舍后一口气读完”，“我是你的法律层次理论的信徒之一”。他和我是同龄人，怕我受不了“信徒”之说，于是在信的末尾又补充说：“你的书我还要再读，不过再读时是要做手术的”。然而，遗憾的是，他一直没有对《法律层次论》动手术，倒是他的一个朋友，名叫徐国栋的民法博士和我进行了一次口头交锋。徐博士问：“据我所知，1896年以前德国有许多民法，这是一个常识。你连这个常识都不知道，怎么还敢著书立说呢？”答曰：“我在书的第35页上已经做了注解，1896年以前，德国只有‘不下庶人的礼’而没有民法。只是到了1896年以后德国才出现了与日文、中文中含义完全一致的民法这个概念”。
1995年第1期的《福建法学》以《新观点最多的学术著作》为题，发文介绍了《法律层次论》。同年夏天，我收到一位来自河南郏县名叫刘鹏飞的读者来信，自称是《法律层次论》的支持者、宣传者。后来，他于1997年考入西北政法学院，真的宣传了《法律层次论》，当初送都没人要的书终于受到了欢迎。于是，该院有二十名研究生邮购了《法律层次论》。
1996年8月，与我素昧平生的《南方周末》报社的资深编辑，著名杂文作家鄢烈山先生来信说：对于《法律层次论》，我是“一看就来劲，特请您为我报《专家评说》栏目撰稿”。后来，该报的《专家评说》专栏也还真的发过我的一篇稿子，题目叫做《坏人人权不可无》（发表时被改为《坏人没有人权了吗？》），让我同谢泳、王小波、鄢烈山、郑也夫、梁治平、杨东平、杨帆等当代文化名人同台表演了一次。遗憾的是，当我再次为该专栏撰稿时，鄢先生来信说：“刘先生，您的稿子不能再发了，因为有人打过招呼”。具体原因是什么，鄢先生没有说。我想，或许是文章的题目有点刺激了吧。《哲学研究》编辑部的苏晓离先生来信说：“被你批评的那篇文章是我编发的，你的文章我也看过，也有一定道理，但是……”但是什么呢？苏先生没有直说——但是不宜发表，因为你不是名家，却要批评名家。
由于《南方周末》的变故，我成了世界上最短命的专栏作家。不过，我对《南方周末》一点怨言也没有，因为我早已对约稿不用的待遇习以为常了，况且，人家毕竟让我潇洒地走了一回。此后，我继续向《南方周末》投稿，因为我已经知道它是一家品位很高的且面向大众的好报，我既然要开辟人类理性的荒原，当然要重视优秀的大众传媒。还好，该报的《公众论坛》和《法眼》等栏目还能时不时地发表我的一些理性文章。
1998年5月，福建省法学会的内部刊物《法学研究交流》发表了《法律层次论（摘录）》，编者按说：“广大读者很希望看到《法律层次论》这本书”，因此，“本刊在此摘要发表该书的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1998年5月4日，是北大百年校庆的大喜日子。这一天，我来到北大法律系图书馆借阅《法律层次论》，管理员遗憾地说：“借这本书需要提前登记”。管理员的遗憾正是我所希望的。她越遗憾，我就越不遗憾。
不过，百年校庆期间我也有一点遗憾。就在上述图书馆里，我遇到了一位学民法的研究生小姐，他的导师正是我的师弟。问：“你知道有一个叫‘无民法论’的理论吗？”答曰：“不知道”。问：“你的导师没有对你讲过？”曰：“没有”。“这太遗憾了，作为专门研究民法的研究生，你可以反对‘无民法论’，你可以反驳‘无民法论’，也可以嗤之以鼻，但是，你无论如何也应当知道有一个‘无民法论’存在着。否则，你就是一个不合格的民法研究生”。师伯的话讲完了，小侄女儿的脸也红了。
1998年5月，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研究人员，兴化大学、莆田电大、莆田中院法律业余大学的一位兼职教授来信索购一本《法律层次论》，落款自称“信徒之一：余文唐”。
032 想起了西班牙
有人愿意做我的信徒，当然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但这不是我最需要的，我最需要的是对手。我最希望有人和我辩论，把我打败，让我放弃“无民法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