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问题新观
周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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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问题新观
周杰
一谈到中国的人口问题，大家几乎都会随口说出这样的话，即中国人口过多，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等类似的话来，而现在我将用一种新的视角来重新阐释我国的人口问题。
首先，笔者先就中国所谓人口问题的成因谈谈自己的看法。
众所周知，我国1958年后的户籍制度将中国社会划分为城乡二元并存相对封闭的社会，依笔者所见，这实是一种人为划分城乡等级的社会，在这种制度设计下，农民无法摆脱乡土枷锁，只能从事以农为主的生产活动，但是农业并不会对广大农民产生凝聚作用，而因其内在特征却产生强大的离心作用。
在农业经济中，因粮食需求极端缺乏弹性，故农业中的某些发展对农民自身发展来说也许根本不是什么好消息。如果在科技等因素的带动下，农业产量有了大幅度增加的话，农民的收益则鲜有明显增长，甚至会出现大幅的减少，这实际上就是市场这只大手建议农民离开农业，离开农村。事实上，那只看不见的手不光指引着广大农民群众离乡，而且在城市里这只无形之手也应会热情地拥抱这些来自农村的劳动力。当然这种情况是在假设的市场经济中发生的，可遗憾的是，自1958年以来的户籍制度已经将这只手生生斩断，农民被困，农业后滞，社会福利得不到应有的提高。
农民大量淤积而不得疏导，再加上计划经济条件下社会性生产效率极低，农民在大量闲余时间中无事可从，无工可做，这就使得本应参与社会劳动力流动的农民被圈养在土地上，生育能力正强的青壮年如果不去城市闯未来的话，那么一个经济停滞不前的社会中的人口高增长就诞生了。
事实上，计划经济下的中国城市也根本未准备好一个容纳农民子弟的就业环境，城市建设严重滞后，楼层低矮，基建落后，工作岗位供给及生活设施极为短缺，难以满足市民需求，更无论农民的涌入了。
与农民相似的是，市民也无法摆脱“单位”的控制，生产效率极为低下，社会上下一片死气沉沉。社会生产水平极低，个人精力无法释放，亦可能导致社会生育水平高涨,生产生育水平两者出现剪刀差趋势。
在实行强制一胎化政策前，人口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两者偏差越来越大，物质供给难以支撑，在这种情况下计划生育政策终于出台了。从某种意义上讲，计划生育政策实际上是一种抑制劳动力再生产，严格压缩消费的经济政策。正如同当时的票据政策一样，是决策者在短缺经济条件下出于衡平社会供给和消费的考量不得已而制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