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潜规则”的概念，我想应该作特别的补充。
1、作者所喜爱的“潜规则”一词，从这些规则在历史中被整个社会从上（皇帝）到下（百姓）默认的角度看，并不真的“潜”。因此含义不够准确。
2、能够分享“潜规则”精确含义的不仅限于⑴官僚集团，还有如下方面：⑵精神病人团体适用的规则（这应该有意义，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无人无病），⑶黑社会适用的规则（据说政府的一种起源是“常驻的土匪”），⑷潜藏于遮掩在现代文化阴影之下的各种亚文化中的并不显见的规则（比如包含在迷信中的规则），以及⑸其他社会人员与以上四种社会团体打交道（无论主动还是被迫）时自发形成的规则（比如行贿受贿中的规则）。
因此，我以为，“潜规则”不如“隐规则”来得更加准确。理由有二。A“潜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不合法”的概念，但法律规则仅是“显规则”而已。比如，在中国古代，有“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之说，这种刑罚规则是典型的“潜规则”，但却是“合法”的。B将规则当作一种信息，从信息获得的渠道看，一切“显规则”都是可以（应该）取而有道的，但一切“隐规则”在性质上却都是隐匿难得的，上述五种“隐规则”均有此特点。
更名是次要的。回到本小文开头，如果法律不是一个“独裁者”，不是那种不讲道理动不动就诉诸强力的“无赖”，我们可以将吴思的感叹置换成我们现在的法律的感叹：
“我们的法律好像出了毛病，或者是法律所倚仗的意识形态出了毛病，这使得法律很容易就能找到替损人利己的行为辩护的理由，但是却找不到有力的反对理由。”
说到底，从法理分析的角度看，“显规则”并不一定比“隐规则”来得正当，因此“隐规则”也不是天然的不合法。我曾在《法律中的秘密警察》（[北大法律信息网]）一文中分析说，从某些“反面的”标准来分析某些法律，渠道会更顺畅些。（比如，对于当今世界的某些政府，从黑社会组织的角度，我们更能厘清它的法律。）我也曾多处申明，作为法学学者，在做法学分析时，不能像其他学科的学者那样，动不动就归咎制度，因为你要分析的就是制度。否则，你还分析什么？同样，如果“隐规则”和“显规则”在法学分析中，不能摆在同一层次上，而是先入为主地有了“合法”与“不合法”之分，那你又还想分析什么？
附：
本短文主要是根据我给作者的信函改就的。成文之后，收到了作者的回信，作者一并传来了他的台湾版序言。在序言中，作者以“贼开花”（见吴书P23-25，与某些行贿受贿类似，为的是减少官员的“合法伤害”。在此是“减少”，不是“避免”，为自己的合法权益而行贿本就是对行贿人的伤害）为例，对“潜规则”作出了定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