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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比较法研究》1993年第2期。
①Michel Foucal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rith of the Prison, trans. By alan Sheridan, random house, 1977
②更详细的论述请看:Foucault, “Nietzsche, Genealogy, History,” in The Foucault Reader, ed., bypaul rabinow, pantheon books, 1984, pp.76~100
③在其他论文和著作中，福柯更详细地展示了这种变化。参见，Michel Foucault, “About the Concept of the ‘Dangerous Individual’ in 19th century Legal psychiat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w and psychiatry, vol. 1, pp.1~18; 和michel Foucault, ed., I, Pierre riviere…, pantheon house, 1975.
④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pp. 23-24
⑤Michel Foucault, 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A history of insanity in the age of reason, trans, byrichard howard, random house, 1965.
⑥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pp.33~34
⑦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p.35
⑧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p.53
⑨特别是强调贝卡利亚、边沁的著作的影响；而且在我国，这种用人道主义历史进化理论对西方刑罚变化的解释也一直占有统治地位。
⑩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pp.58~68
(11)参见迪尔凯姆的对刑罚变化的理论和实证分析，emile durkheim, the diu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 trans.by w. d halls, free press, 1984, 和”Two Laws of penal evolution,” trans.by t Anthony jones and Andrew T.scull,econmy and society, vol.2, 1973, pp. 285~308.
(12)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p. 75
(13)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p. 80
(14)见，贝卡利亚：《论犯罪和刑罚》，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1993；jeremy bentham,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 纽约，浩夫勒出版公司，1948
(15)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康德和黑格尔主张的实施刑罚的理由与贝卡利亚以及法国改革家似乎完全不同，前者是“非功利主义的”，而后者是功利主义的，但在刑罚与犯罪应有对应这一点上完全一致。见，康德：《法的刑而上学原理》，103~107页，范阳、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康德著作初版于1797年，黑格尔的著作初版于1821年；两书的写作版时间均大致大福柯所确定的刑罚发生变革的1750~1820年间。
(16)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pp.104ff
(17)除上面已提到的著作，还可参见, michel foucalut, the birth of clinic, vintage books, 1975; the order of things, random house, 1970; 以及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1, random house, 1978.
(18)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pp. 135ff.
(19)尽管这一结论有点骇人听，但是确寮有不少证据表明至少有相当一部分关于人的科学都是在这种权力支配下发展起来的，例如关于放射线的伤害力以及治疗的研究成果。最极端的是纳粹德国为了战争而用人体进行各种医学试验获取种知识(见，威廉 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董乐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特别是第27章的“医学试验”一节)，这些知识，除了在纳粹的强大的权力支配下，几乎无法获得。
(20)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pp.189, 209, 217
(21)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p.222
(22)见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 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在这一点上，其它17、18世纪的自然法家似乎也都赞同福柯，他们都提出自然状态下的个人部分的或全部的放弃个人的自然权利服从通过社会契约建立的公共权力，这实际上也就是对个人的征服然而，霍布斯及其他人在如何实现征服然后有普遍的法律下的自由和平等。然而，霍布斯及其他人在如何实现征服的思路与福柯的完全相反。他们的思路，用福柯的话来说，是“从大量的个人的不同意志中蒸馏出一个国家的意志”(见“Two lectures,”power/Knowledge, p.97).然而即使从逻辑上 ，这种构想也是说不通的。因为建立契约的前提是这些个人都必须有一种共识(明的或暗的契约)，即每个人都要遵守契约，而纯自然状态下的个人如何能建立这种共识和不得不首先明确社会契约的形成提出一个新的可能的基础------对每个个人的自然性的征服。这种征服不仅是肉体的，而且是灵魂的。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自由是训诫或纪律的产物，表面看来是反自由主义的，却是与自由主义相通的，例如，弗格森曾指出：“自由并不像其字面那样，意味着挣脱一切约束；恰恰相反，自由意味着各种正当约束对全体自由社会的成员的最有效运用……”；哈耶克在其名著《法律、立法和自由》的第三卷也曾以一种温和的方式提出了同样的观点：“渐进演化的文明之训诫(discipline of civilization)，使自由成为可能；文明之训诫也就是自由之训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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