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法的合法性
情境之三：
从海淀图书城向南而行直至盛唐饭店附近的一段路上，经常会出现堵车现象。我曾经数次与出租车司机共同讨论过如何减少堵车现象。尽管导致交通拥挤的原因有多种，但设置红绿灯的路口过多被视为是重要原因之一。达成的共识是应该把某些道路改为单行道。问题是，假设许多人都如此认为，汽车司机或乘客是否有权利不顾现有的红绿灯设置呢？
那么多红绿灯的设置，就如同法律的设置，是否便利于它统治的臣民，或者受众？作为法律管辖下的老百姓，我们可以批评它；问题是如果它不改变，能不能为表示抗议而闯红灯？这个问题涉及到二战后很多人提出来的法的合法性问题。1960年代美国最高法院的一位法官说，如果我生活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我希望我可以（I hope I would have）拒绝佩带党卫军的臂章，可以拒绝举起手臂喊Hi Hitler，可以拒绝任何种族屠杀。
法的合法性问题长久以来一直存在。亚里士多德很早就谈到法治的两个要素：一个是制定的法律得到人们的普遍遵守；二是已经制定的法律是良法。亚里士多德站在遥远的历史长河里给我们现代人施了一种魔咒，让我们不断考虑什么样的法律是良法，什么样的法律是恶法，恶法到底是不是法，恶法到底要不要服从，等等。在这个问题上有两个学派：实证主义法学和自然法学。实证主义法学认为法律就是主权者的命令，可以从法律的等级结构中最终找到一个实在的法律；后者认为，简单地说，就是在世俗的法律或者实在的法律之外有一个评价的因素，无论是上帝的法还是符合人性的法，总之有一个道德的评价因素。这两种学派不断地争论：法律一旦发生暴虐的情况，应该如何对待？
前述那位法官认为，美国社会给法的合法性的质疑提供了非常好的环境，没有哪一个国家像美国一样给予了那么好的保障。美国给予了什么保障呢？从
宪法上来说，言论自由是一个很大的保障。人们可以用口头的、书面的形式来表达对法的合法性的质疑；还可以进行和平的群众集会；还可以示威游行。这些自由是美国社会认可的。这些自由的行使对于个人的物质和精神的幸福来说是重要的，对于政府的有效性和生命力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政府可能因为长期按照规则行事而成为一种懒惰的机器、生锈的机器，需要有人不断给它提供养分，才会有生机。这些自由实际上造成了一种开放社会的环境，人们可以相互交流，可以去说服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能够从少数人的意见扩大为多数人的意见。比如，过去很多美国人都接受“隔离但是平等”这样一种民族政策，到后来，通过自由权利的的不断行使，“隔离本身就意味着不平等”这种观点慢慢由少数人变为多数人，也影响到法官的判决，最终影响到整个社会精神状态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