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规定的是行为， 罪过是以营利为目的，这符合现有执法水平。对于学者来说，把涉及的利益展现的充分一点，对国家和民众有好处，使其看到保护不力的后果。
法律的稳定性以司法解释来调节，如起刑点的下降，讨论起来相对容易。改动法律成本太高，讨论的理想体系以外国为参照，但从我们使用的术语来讲都与国外都有区别，比如什么是“罪”，中国保护财产，而美国可能保护道德，中国降低起刑点，可能不那么容易。
关于定罪标准，涉及经营额、营业额、损失额，其中营业额有说服力，实在可见。损失额的确定中，无形财产的估价谁说了算？操作起来比较困难，容易造成扩大责任范围，对知识产权价值评价体系尚未建立，不可能确立以损失额为标准，要注重知识产权体系的构建。
现有的法律用够了吗？中关村街上所有卖盗版的人都抓起来肯定不行，但要抓的应是组织者、为首分子。这是现行法律完全可以解决的。至于法人犯罪，就是要把老总抓起来，打击组织者。
把罚金作为主刑可以讨论，但要考虑理论上的难度。如没收财产是重型，对轻型犯罪适用重型，需要说明没收财产不是重型，这很困难。 至于罚金刑：长期以来强调反对以罚代刑，“以罚代刑”中的“罚”是罚款，罚款与罚金不同，但在普通百姓看来很难说有区别，很难解决“以罚代刑”的问题。
可能不在于刑的问题，而在于罪的问题，归根到底是观念问题。
（2）按刑事途径进行，还是民事途径进行。 现在强调保护，重要原因是知识产权工业比较脆弱，实际上是在侵犯（借鉴）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发展的起点比较高，发展可能比较快。重点要注意犯罪预防方面的建设，这有助于证明罪过，有保护措施的可以证明犯罪人的罪过，公安人员素质不够高，专业人员应当有自我保护能力。
刑法保护只能在完善的权利自我保护基础上进行。
（3）刑事保护的范围。我国已经相当先进。我国是发展中国家。
关于侵犯专利、商标、著作权、商业秘密的犯罪，犯罪的行为形态是什么 ，需要知识产权领域提供。我们的立法有惨痛教训。著作权立法时，没有案例，无法具体确定刑法规制的具体行为形态，在此基础上才能确定
刑法保护的环节和方法。需要明确的是：现有领域之外还有何种行为方式？现有领域内除法定行为模式外还有没有行为模式？
